摘要:此次疫情期间,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表现似乎展现出了“抗疫属性”,创下历史高位的中美利差也吸引投资者增配中国资产。
此次疫情期间,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表现似乎展现出了“抗疫属性”,创下历史高位的中美利差也吸引投资者增配中国资产。上一轮危机爆发时,“去美元化”呼声渐强,中国央行也顺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,但当时中国自身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基础设施有待加强。如今,“美元荒”实则透露了美元霸权后隐含的种种问题,而这次又会否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?
张岸元提及,“我们没有能力、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。我相信决策者主要依据国内经济状况,而不是吸引外资——去考虑国内利率水平。”在他看来,从根本上来说,中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表现,主要是时间差,程度上未必有太大区别。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差,不足以影响长期投资决策,包括全球产业链调整。
张岸元指出,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是让海外实体更多吸纳资金。本币国际化无法一蹴而就。近年来,人民币国际结算、国际储备、国际定价地位突破性提升,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。但与本币在贸易结算、全球外汇储备占比等方面,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差距。这背后原因,与国际化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组织推进有关。由于境外人民币的资本市场发育不足,跨境套利是金融机构的主要收益来源,也是国际化的驱动力。套利动机主导的本币流出入,加大了人民币资本项目管理的难度。此外,大量人民币流向离岸中心的公开市场,形成汇率利率的影子价格,也影响了国内的自主定价权。
我国有庞大的进出口需求,有庞大的境内资本供给,应以此为基础,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国际循环。本币流出渠道包括:对外投资、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人民币对外支付,对方国家与项目有关的其他人民币需求等。回流渠道包括:境外投资设厂对我国的装备、器材、服务等的进口支付,利润汇回等。
此前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,也是基于以上考虑的。但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,没有能力把控相关环节。这种情况下,不妨更多考虑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推动人民币流出,将货币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结合,与实体经济相结合,让资金更多被实体经济使用环节所吸纳。
而美元是全球货币,相当于美联储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。危机情况下,向境内外市场提供流动性,是货币发行方的责任。有朝一日,人民币拥有和美元一样的地位,人民银行也有这个责任。国内有些肤浅评论美联储政策的观点,我不知道底气从何而来,只有美联储最清楚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。
当前全球经济金融这艘大船正在沉沦,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还在下跌通道,只有无限量放水,用流动性提供“浮力”,希望起到托住价格作用。现在讨论疫后出现资产价格、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,太过线性,也为时过早。毕竟流动性可以放,也可以收。
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以来,每一个十年都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,包括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、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、00年代的次贷危机,这次也没逃得掉。危机过后,人们会很快忘记危机,这就是人性。金融市场的动物精神永远存在,这次也不会例外。
近年来,人民币资产一直为国际投资青睐。疫情冲击没有弱化这一点,但要说如何进一步强化,可能也未必。近期外资热捧中国主权性质债务的主要着眼点是利差。而疫情重创下的中国经济增速,负担不了当前如此之高的资本收益;我们没有能力、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。利差缩小之后,人民币资产受全球追捧的局面,也会弱化。我相信决策者主要依据国内经济状况,而不是吸引外资——去考虑国内利率水平。
从根本上看,中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表现,主要是时间差,程度上未必有太大区别。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差,不足以影响长期投资决策,包括全球产业链调整。
战后美元全球地位的确认,基础是战争导致短缺情况下,来自美国的大量物资供应,大家需要美元用于进口支付。而此次疫情全球应对中,我们没有特别显著地看到这种新的转变。
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,必然要有开放的、规模庞大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为依托,这方面任重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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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人士指出,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中俄经贸合作量质提升,使人民币在俄越来越受欢迎。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制裁,也加速了俄罗斯减少对美元、欧元的依赖。
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,人民币国际认可度与使用范围提升,离岸人民币市场由最初的港澳台地区、东南亚国家向欧美地区乃至全球延伸拓展。
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出现了新变化。